课程是件技术活，技术的背后有文化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。没有价值的技术是危险的，没有技术的价值是粗糙的。持怎样的价值观，就做怎样的课程，就怎样去做课程。说到“做课程”，简而言之，包括国家、地方与学校三个层面。国家出台课程改革方案、制定培养目标、研制课程标准、编写教科书、组织高考……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国家层面的“做课程”，不同的国家开设不同的课程，采取不同的课程实施方式，都与不同国家的文化相关；不同地域在课程管理上也会有所不同，从地方课程设置到课堂教学风格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，盖因地域文化不同之故；在学校层面，看上去好像都差不多的学校，校园内、课堂中的生活却会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，这就是文化的差异。文化的差异，表现在课程领域主要是两个方面：做怎样的课程与怎样做课程，即课程内容与实施方式。课程内容与实施方式的不同，代表了文化的不同，并孕育着不同的文化。
课程与文化的关系极其复杂。但凡复杂的关系总不是线性的、一一对应的。有人简单地认为，课程与文化的关系就是确立好开设哪些课程，然后相应地培养哪些品质，文化也就出来了。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。不同的课程可以孕育不同的文化，这是课程与文化关系的一种内涵，但不是唯一内涵，因为同一门课程实施方式不同，所代表、孕育的文化也不同。比如说，同样是体育课，有人重视体育技术，有人重视体育兴趣，文化异也；比如说，同样一本语文课本，会教出不同语文素养的人来，价值异也。
一所学校的课程发展，要从做课程规划开始。没有课程规划，也就没有课程管理。可是，我们大部分学校是缺乏课程规划的——这本身也体现了一种文化，即缺少规划意识。因为缺少课程规划，所以学校的课程实施也是“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里是哪里”；因为缺少课程规划，所以校本课程开发是随心所欲的；因为缺少课程规划，所以学校与教师不知道课程通往何方。我之前一直以为，课程规划就是画一张结构图，主要罗列一下开设哪些校本课程。我在汾湖实验小学担任校长时，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指导下主持编制学校课程规划才发现，课程规划的核心是“培养什么样的人”，是价值思考。国家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，在不同的学校会带有不同的烙印，所以我称这个思考“培养什么样的人”的过程为“找我”——叩问“我是谁”的过程。当我们提出“内修外炼，能恒乐成”的八字培养目标时，我们发现课程规划有了灵魂。明确这样的目标之后，我们不仅仅可以思考“开哪些课程”，更能够思考“怎样通过所有的课程去靠近目标”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开发了“剪竹”校本课程，这是将竹作为内容的剪纸课程，因为竹子是学校“恒文化”的文化意象，校园内遍种竹子，还有衍生的各种与竹相关的图案，剪竹课程就是把“竹”作为剪纸内容的校本课程。但这只是形式，重要的是在剪竹的过程中培养学生“能恒乐成”的精神，指向培养目标，才是课程文化的意义所在。
我之所以强调学校的课程发展要从做课程规划开始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：为学校课程找到文化之魂。只有在价值观之下的行动，才是具有文化意义的。我们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学校哲学描述为“把学校建设成为智力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断丰富之地”，以此来考量课程的内容与实施特别有意义。目前，我们在探索设计表现性评价，设计单元学习，组织学生“长程学习”成果的“嘉年华”。我们在课堂变革中提出，课堂中必须有学生“长时思考”时间，这些课程实施的变化，都与学校文化追求相关。我们希望在课程实施中能看到儿童的智力生活，看到儿童的精神世界，看到儿童智力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。因此，有怎样的文化理解，就会有怎样的课程内容，就会有怎样的课程实施；开设怎样的课程，怎样去实施课程，又会催生、丰富怎样的学校文化。就这样，课程与文化在学校的现场生动映照。
（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