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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的背后是文化

作者:张菊荣来源:中国教师报

课程是件技术活,技术的背后有文化,文化的核心是价值。没有价值的技术是危险的,没有技术的价值是粗糙的。持怎样的价值观,就做怎样的课程,就怎样去做课程。说到“做课程”,简而言之,包括国家、地方与学校三个层面。国家出台课程改革方案、制定培养目标、研制课程标准、编写教科书、组织高考……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国家层面的“做课程”,不同的国家开设不同的课程,采取不同的课程实施方式,都与不同国家的文化相关;不同地域在课程管理上也会有所不同,从地方课程设置到课堂教学风格,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,盖因地域文化不同之故;在学校层面,看上去好像都差不多的学校,校园内、课堂中的生活却会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,这就是文化的差异。文化的差异,表现在课程领域主要是两个方面:做怎样的课程与怎样做课程,即课程内容与实施方式。课程内容与实施方式的不同,代表了文化的不同,并孕育着不同的文化。

课程与文化的关系极其复杂。但凡复杂的关系总不是线性的、一一对应的。有人简单地认为,课程与文化的关系就是确立好开设哪些课程,然后相应地培养哪些品质,文化也就出来了。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。不同的课程可以孕育不同的文化,这是课程与文化关系的一种内涵,但不是唯一内涵,因为同一门课程实施方式不同,所代表、孕育的文化也不同。比如说,同样是体育课,有人重视体育技术,有人重视体育兴趣,文化异也;比如说,同样一本语文课本,会教出不同语文素养的人来,价值异也。

一所学校的课程发展,要从做课程规划开始。没有课程规划,也就没有课程管理。可是,我们大部分学校是缺乏课程规划的——这本身也体现了一种文化,即缺少规划意识。因为缺少课程规划,所以学校的课程实施也是“脚踩西瓜皮,滑到哪里是哪里”;因为缺少课程规划,所以校本课程开发是随心所欲的;因为缺少课程规划,所以学校与教师不知道课程通往何方。我之前一直以为,课程规划就是画一张结构图,主要罗列一下开设哪些校本课程。我在汾湖实验小学担任校长时,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指导下主持编制学校课程规划才发现,课程规划的核心是“培养什么样的人”,是价值思考。国家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,在不同的学校会带有不同的烙印,所以我称这个思考“培养什么样的人”的过程为“找我”——叩问“我是谁”的过程。当我们提出“内修外炼,能恒乐成”的八字培养目标时,我们发现课程规划有了灵魂。明确这样的目标之后,我们不仅仅可以思考“开哪些课程”,更能够思考“怎样通过所有的课程去靠近目标”。举个例子,我们开发了“剪竹”校本课程,这是将竹作为内容的剪纸课程,因为竹子是学校“恒文化”的文化意象,校园内遍种竹子,还有衍生的各种与竹相关的图案,剪竹课程就是把“竹”作为剪纸内容的校本课程。但这只是形式,重要的是在剪竹的过程中培养学生“能恒乐成”的精神,指向培养目标,才是课程文化的意义所在。

我之所以强调学校的课程发展要从做课程规划开始,最重要的原因在于:为学校课程找到文化之魂。只有在价值观之下的行动,才是具有文化意义的。我们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学校哲学描述为“把学校建设成为智力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断丰富之地”,以此来考量课程的内容与实施特别有意义。目前,我们在探索设计表现性评价,设计单元学习,组织学生“长程学习”成果的“嘉年华”。我们在课堂变革中提出,课堂中必须有学生“长时思考”时间,这些课程实施的变化,都与学校文化追求相关。我们希望在课程实施中能看到儿童的智力生活,看到儿童的精神世界,看到儿童智力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。因此,有怎样的文化理解,就会有怎样的课程内容,就会有怎样的课程实施;开设怎样的课程,怎样去实施课程,又会催生、丰富怎样的学校文化。就这样,课程与文化在学校的现场生动映照。

(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)